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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超表征理论”为入射角，以“湍流”为核心概念，选取了数字地图的三个非主流应用场景，即创意绘图中的身体展演、街景地图中的时空穿梭、交通实况中的临时交往，分别从经验流、生命流、行动流三个层面考察数字地图的媒介实践。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境和目的下，数字地图不仅更加精确地表征位置和空间，更在人、地、图等多重互动关系中生成充满生机的经验与行动，这些表征与非表征融合共生的实践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数字地图的超表征转向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媒介作为通道”“媒介作为文本”之外的阐释路径，即“媒介作为过程”。
作者简介
姜红，安徽大学全域认知与国际传播实验室主任，博导，教授，黄山学院副院长。
徐梦丽，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实践新闻学理论范式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5AXW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地图承载着人们发现世界和探索世界的地理想象。传统地图作为一种将世界“描绘下来”的静态图像，致力于精准表征地理信息与空间结构，地图更多地被当成“再现世界”“观看世界”（Cosgrove，2008：168）的媒介。如今，数字地图令世界化作一块任由我们在指间自由缩放的屏幕，地图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也早已超越表征和“观看”，而是深度嵌入日常行动，广泛用于路径规划、节奏调度、实时协同等多样化目的，并不断涌现充满生命力的新场景。
从传统地图到数字地图，这一由静而动，由“表征世界”进而“躬身入世”的媒介实践变化，显然已无法为传统以表征为核心的媒介理论所充分阐释。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界，才能看见更加丰富的媒介现实。
一
学术史梳理：作为媒介的地图
（一）地理学关于地图研究的三重脉络
地图作为“镜子”与“通道”
地图长期以来被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理性再现，旨在追求空间方位的科学描摹与信息的准确传递。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地理科学化的背景下，制图学提出以功能性、效率性为导向的“传播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Montello，2002），将地图等同于传递空间信息的中立工具。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如何通过设计，优化提升地图在视觉编码与解码过程中的效率（Harvey，1969：375），地图被视为向读者传递空间信息的“通道”。
这种制图理论建立在“地图即真相”（map as truth）（Kitchin，Perkins & Dodge，2009：4）的逻辑之上，认为地图是对客观现实的精确描绘（Pickles，2004：35），具备科学中立性和表达真实性。在这一范式下，地图被视为透明媒介，是地理知识和领土信息的可靠传输机制（Ball & Petsimeris，2010）。
2.地图作为建构的“文本”
20世纪80年代末，地图的“科学神话”遭遇批判，地图不再被视为中立的物理再现，而被揭示为权力/知识机制的一部分。Harley（1989）首次系统提出地图作为话语、作为社会建构实践的观点，强调地图如何选择性地展现信息、隐藏他者，从而服务于国家、殖民、意识形态等不同力量的治理需求。“所有地图，包括我们今天的‘科学’地图，其本质都是按照社会的形象构建一个世界，而不是作为‘客观’现实的一面镜子。”(Harley，2001：187)
此后，地图被广泛视为话语与知识的复合体，研究者开始分析地图如何参与建构现代国家、塑造领土意识（宋念申，2022；于京东，2021），以及地图如何反映权力、知识、话语等意识形态偏见（安传艳，李同昇，2019）。这些研究揭示了地图的意识形态维度，但大多仍停留在“再现”的逻辑之中，尚未充分挖掘其实践的媒介属性。
3.地图作为生成的“实践”
无论是“镜子论”还是“文本论”，都蕴含着一个本体论基础，即地图是对世界（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真实表征。出于对这种稳固的地图本体论的质疑，地理学的部分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地图的本体论基础，从本体论（事物是什么）转向本体生成论（事物是如何成为的），开启了从寻求理解地图的本质（稳定的表征）转向关注地图的实践（展开的实践）的研究（Kitchin & Dodge，2007）。Kitchin和Dodge（2007）认为地图不是本体论上安全的表征，而是一系列不断展开的实践。地图是当下的，是通过具身的、社会的、技术的实践产生的，用户每次使用地图时都会被重新制作。因此，地图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具有偶然性、关联性和语境依赖性。有研究主张通过过程性而非表征性、描述性或规范性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制图学（Kitchin，Gleeson & Dodge，2013）。这些学者认为，只有当人们在特定情境中为特定目的使用地图时，地图才会变得有生命力（Kitchin & Dodge，2007；Laurier & Brown，2008）。由于实践是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事件，所以地图一直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
（二）新闻传播学关于数字地图的研究
1.数字地图的媒介学研究进展
地图研究在制图学与地理学内部经历了从“再现”到“建构”，再到“生成性实践”的理论转向，逐步松动了将地图视为稳定表征对象的本体论前提。随着数字地图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新闻传播学开始将地图纳入媒介研究视野。然而，上述转向在新闻传播学内部并未同步开展。一些研究取向延续了地图学的表征主义范式。例如，将地图视为单一、稳定的文本进行“细读”，通过分析数字地图符码的建构与意义生产，来了解数字地图如何中介日常世界（刘钰潭，2022）；或者将电子地图视作结合数字技术以精确客观再现地理空间，并建构消费空间的新时空表征模式，强调挖掘电子地图作为媒介文本的意义空间（杨致远，2015）。
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将数字地图作为媒介化实践的场域加以分析，强调其在数字劳动、空间生产、平台经济等方面的中介作用。黄顺铭与李宏江（2022）将媒介化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分析具体媒介结构与实践过程中的权力如何被协商、生成与嵌入地图知识生产之中；关注众包制图劳动过程中的技术规训与权利关系，揭示数字众包地图如何通过平台机制将“地点”转化为“商品”（黄顺铭，尹梦奇，2022）；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地图平台中的数据体制与算法权力（秦兰珺，2022）。这些研究揭示了地图平台的权力结构与空间政治，丰富了我们对数字地图平台的理解。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图的表现形式已发生重大改变，代码空间和空间的自动生产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中（Dodge & Kitchin，2005），而“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这样的简单二分法已经无法公正地描绘数字技术中介后表征与移动相互渗透、混合交织的状态（黄显，2021）。地图的数字化发展使之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静态的表征之物，而是作为人与城市之间互动的界面，勾连起沟通、交通和传播（王金礼，谭雪芳，2021），构成了现代人的“地图性”生存（于成，刘玲，2019）。作为媒介，地图中介了人们对于地点与地点之间关系与意义的空间经验及感知（李耘耕，2019），激活了城中漫步等现代性城市意象的空间实践（张昊臣，2020），参与构建“数码地貌”（王东林，孙信茹，张忠训，2023）、“数字附近”（黄顺铭，陈昭博，2024）等新的人与地方互动的空间形式，揭示数字地图如何嵌入用户实践，生成异质性空间与地方感。这些研究表明地图已不再只是对既定空间的再现，还主动参与空间的生成。
传播研究“空间转向”与地理研究“传播转向”两股势潮的交汇融合，激发了诸如位置媒介（Thielmann，2010）、地理媒介（麦夸尔，2016/2019：1-9）、空间媒介（Leszczynski，2015）等颇具洞见的媒介概念的生产，重新照亮了作为交汇点议题之一的地图研究。围绕地图与人的关系、地图与空间的关系的讨论开始激增，拓展了学术界对空间、传播以及媒介的理解。徐迪（2021）借助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的“空间关系性”理论指出，数字地图并非表征“空间对象”，而是一种嵌入日常技术实践中的空间关系生成装置。黄显（2021）从“人与非人技术的会遇”角度，探讨数字地图中的“空间性”是由技术、身体、媒介持续交汇而生成的。这些围绕媒介与空间关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技术、身体、行动以及关系等理解数字地图的视角。
2.数字地图的进一步研究空间
当前数字地图研究已从传统的“表征再现”逻辑转向“媒介实践”视角，逐步构建起一个涵盖技术物质性、平台机制、空间生产与数字劳动等多维面向的跨学科研究图景。然而，现有研究在若干维度上仍存在可进一步延展的空间。首先，尽管现有研究将地图从自然主义表征中解放出来，强调其社会性建构，但仍主要聚焦于宏观结构层面的权力机制分析，如平台治理、数据政治、隐私监管等，较少深入考察用户在地图实践中的身体行动、日常经验与关系建构。其次，在数字地图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法被语言编码、却在身体感知与情绪交互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实践常常不受关注。而对这类非语言的、具身的、生成性的空间经验的忽视，限制了我们对数字地图的全面理解。因此，有必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深化经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制图学领域的研究转向，引入“超表征理论”（more-tha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从更具过程性和实践性的维度出发，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使用地图在“做”什么。
二
超表征理论：理解数字地图的新入射角
为什么要引入超表征理论的研究视野？一方面，今天的数字地图日益朝着动态化、智能化、复杂化的数“智”地图迈进，能够对现实进行更加精确的表征；另一方面，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我们的体验、感知的不确定性又交织在一起。传统地图无法在表征与非表征，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穿梭。但数字地图却可以在表征和确定性之外不断生成充满“生机”的动态实践。作为新的入射角，“超表征”理论能够更好地捕捉数字地图实践中交织共生、如流涌现又稍纵即逝的图景。
（一）理论资源：从“非表征”到“超表征”
“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作为一系列思想、概念和方法的“理论马赛克”，旨在融合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理论观点，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生物哲学、新唯物主义、过程哲学、思辨实在主义、社会生态学、展演理论和实践理论等（Vannini，2015a）。该理论由地理学家奈杰尔·斯瑞夫特（Nigel Thrift）（1997）提出，试图将地理分析从当时被视作过度强调表征（图像、文本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转而着重关注实践、具身、物质性及过程。其出现部分是为了回应社会建构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局限性：社会建构主义一直专注于表征，特别是关注符号意义（或文化表征）的结构。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反，非表征理论关注情境、身体及其表现，将重点从寻找世界表征中的意义转移到鲜活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上。
斯瑞夫特（Thrift，1996：x）认为，非表征方法并不沉迷于表征和意义，而是关注那些能凸显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性“呈现”“展示”和“表现”。由于“非表征性”（non-representational）的前缀“非”（non）暗示着摆脱对表征和文本的关注，因此这一术语或多或少地容易引起表征与非表征的二元对立。事实上，“非表征”理论要批判的是将世界简化为文本或话语的“表征主义”方式，但绝不是反对表征本身。相反，它将表征视为表演性的呈现，表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意义。于是，为避免“非表征性”术语所隐含的歧义对理论本身灵韵的遮罩，“超表征”（more-than-representational）（Lorimer，2005）作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名称被提出，旨在软化原术语中的对立意味。需要说明的是，“超表征”这一概念，源自对“非表征理论”命名方式的反思与修正，并未否定非表征理论的核心关切，本文是在继承非表征理论旨趣的基础上使用“超表征”这一更加柔和的理论表述。
非表征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表征理论”，并非单一或特定的理论，而是一种研究“风格”（Vannini，2015a），不再囿于对文本的解读，力求通过呈现实践、事件和关系来掌握意义。洛里默指出，超表征理论摆脱了既定的学术习惯，即努力揭示显然等待着我们发现、解释、判断和最终表征的意义和价值（Lorimer，2005）。寻求的是“打破、扰乱、激活和回响，而不是报道和再现”（Vannini，2015b）。这一理论视角强调实践先于意义、行动先于结构、过程先于实体（Anderson & Harrison，2016），呼吁摒弃对符号和意义阐释的优先考虑，转向关注社会世界发展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行动中思考”（thought in action）（Thrift，2008：175）。
超表征理论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将分析重心从“意义结构”转向“实践流动”，关注感知、行动、氛围、节奏等在实践中持续生成、未被完全语言化的经验维度。2020年，国内有学者建议将该理论引介至媒介研究领域，主张将日常世界中无意的、非话语的、难以捉摸的性质引入研究视野中（宋美杰，2020）。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偏向理论探讨，将超表征理论“嵌入”经验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湍流”：超表征理论的核心概念
概念，用以描述世界及其事件的动态性、非线性、生成性本质。它挑战了传统社会科学中将世界视为静态、可被精确再现的观念，转而强调世界的流变性、不确定性和涌现性。Andrews和Duff将“湍流”拓展为一个具有物质性的、生产性事件，这意味着“湍流”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具体的物质、身体、技术和关系来运作和显现的，是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生成”（becoming），而非一个静态的“存在”（being）（Andrews & Duff，2020）。
事实上，将“onflow”翻译为“湍流”并不准确。因为中文“湍流”所对应的“turbulent flow”在流体力学中特指一种混沌无序的涡旋运动状态，与稳定、有序的“层流”相对。而超表征理论创始人斯瑞夫特使用“onflow”更多表达的是“在流动中”，并未区分湍流与层流的差异。本文中，我们依然借用“湍流”这个隐喻性概念，作为打开超表征理论的钥匙。那么，湍流和传统的流动性区别何在？
在斯瑞夫特那里，湍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忠于“彻底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的哲学路径，承袭了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到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关系性”谱系，强调未经反思的“活生生的直接经验”。并不满足于仅仅对我们意识那“奇妙的流动”进行一种“整体的观照”，而是深入进入每一个具体时刻（Pred，2005：11）。这与鲍曼关于“流动的现代性”所使用的“液态化”（liquid）概念有差异，鲍曼更多在宏观社会层面强调固态现代性与液态现代性的区别，却未展现出斯瑞夫特所追求的“微观的形而上学”。湍流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具体而直接的“经验流”。
其二，重视“前认知”（pre-cognitive）过程，将其视为不只是认知的附属部分。所谓“前认知”指在意识察觉之前发生的、由神经脉冲组成的“翻涌之流”。这个过程为身体的行动做好了准备，使得意图和决定在自我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形成。它构成了“动物性生命”的自动机制领域（Thrift，2008：7）。对前认知的重视意味着接纳那些被传统表征理论所排斥的“噪音”，复杂的情愫、直击心灵的感受、难以描述的体验等转瞬即逝又充满灵韵的流动状态得以被看见。湍流是一种充满生机精神的“生命流”。
其三，认为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联合行动”（joint action）的反应，是对“作为一对”的存在状态的反应，是对谈话、身体语言，甚至是当下情境的感知的“消化”。其目的在于揭示：“生命如何在共同的经历、日常生活、转瞬即逝的相遇、具身的运动、前认知触发、实践技能、情感强度、持久的冲动、不寻常的互动和感性倾向中的形成和表达”（Lorimer，2005）。斯瑞夫特（Thrift，2008：19）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无法命名或仅能模糊理解的杂合物之海中，因为我们与它们以各种奇异的方式交融在一起”。湍流是一种由复杂多元要素组合而成的“行动流”。
（三）作为“湍流”的数字地图
既然湍流是一种和传统流动性不同的流动“过程”，那么，在数字地图中，这种流动过程又是如何超越表征并连接表征与非表征实践的？
借助“湍流”的概念，我们重新理解了地图的意义和形态并不是在制作完成的那一刻就确定的，而是在持续地使用、交互与数据流动中不断生产、重构与更新，充满“流动性与潜能”（Andrews，2014）。这意味着，数字地图的研究焦点应转向其过程性与生成性，考察它如何与使用者的行动、感知与体验互相塑造、持续涌动，如何在多元的异质的要素中交织碰撞出“生机”与“活力”，从而突破将地图视为静态表征的传统范式。“湍流”不仅是一种对动态生成状态的形象化描述，更是理解社会—空间实践中瞬时变动与不确定性的重要视角。那些传统不能行之为语言和文字的个体经验、身体的表演、临场的发挥、情绪的涌动等，都是值得被看见的、有价值的生命体验，也是实践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试图捕捉数字地图在日常生活中那些难以被语言充分表达的、动态涌现的经验现象。
本文聚焦三个典型的应用场景，考察其中数字地图持续性的使用经验和“正在发生”的行动“湍流”：其一，创意地图如何在用户具身的运动、游戏和展演行动中不断变化，生成“活生生”的直接经验的流动，“经验流”又如何从个体汇流到群体，甚至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其二，基于位置的街景地图如何通过影像内容在特定时刻触发用户感官与情绪的瞬时波动，形成打通认知与“前认知”，勾连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命之流？其三，地图中的“交通实况”界面如何在堵车时联结用户、信息、位置等要素促成集体行动与临时协作，在临时状态下动员新关系，展现强大的“联合行动”能力？
选择这三个应用场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它们都发生在可计算、可导航等常规“层流”之外“扰动性的”“不确定性的”时刻，通过“打捞”这些时刻，我们试图揭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数字地图如何从“确定性的表征系统”转向“过程性的生成媒介”。其二，作为数字地图“非主流”的应用场景，以上三个案例都在“特定情境”中“为特定目的”而使用，却引发广泛“共鸣”“共情”，通过对应用场景中用户个体实践和微观经验的捕捉，可以窥见湍流作为一种表征与非表征互嵌、融合的实践过程，是如何持续展开并显现的。其三， 虽然三个场景本身都是数字地图整体“湍流”状态的浓缩，但为了阐释更加清晰，三个案例分别侧重于从“经验流”“生命流”“行动流”的视角展开，考察数字地图作为媒介，如何在“湍流”不息的实践中，“示能”并激发特定的社会行动，如表演、情动、调解等，在这些行动中，表征行动与非表征行动又是如何互相缠绕，杂合共生的。
（四）研究方法
在超表征理论的研究取向中，研究的重点不再是稳定的表征结构，而是关注行动过程、感官体验、身体动作、情绪氛围与关系涌现等“正在发生中”（Anderson & Harrison，2016）的生活，这要求研究者贴近流动中的实践，以捕捉那些尚未被语言编码、不可轻易表述、却对经验构成至关重要的瞬间与感受（Vannini，2015b），强调研究者“与经验同行”而非“在经验之上表征”。
基于这一方法论取向，本研究采用表征与非表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自身体验的记录，数字地图日常使用中的参与式观察，网络平台上自我书写的文本分析等。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传统的表征性内容分析，本研究更强调多主体的、多情境的、个体化的“在场实践”中所蕴含的超表征“生机”。首先，研究者作为数字地图的深度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充足的使用体验，主要涉及数字地图在定位导航、路径规划、地点搜索等情境中的实际使用，在“边使用、边感知、边记录”中进行即时性的感受捕捉。其次，研究者采用go-along（Kusenbach，2003）方法，围绕跑步、出行、堵车等多重场景，通过伴随式的参与观察、数字痕迹记录、平台界面变化追踪等方式，研究者能在“事件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收集经验，而非在事后对其“再现”。最后，系统采集用户在小红书平台发布的行为记录与文本信息。小红书作为一个兼具图片、视频与文字分享的平台，汇聚了大量用户关于数字地图使用的即时记录与经验分享，包含操作截图、现场照片、短视频及配文，呈现了丰富的使用情境与体验感受。因此，研究收集用户分享的“自我叙事”内容，重点关注这些内容所呈现的具身经验、情绪感受与行动过程，即“做”什么，而非“是”什么。
三
“别赶路，去感受路”：身体与地图的交织共舞
数字地图的主流应用“导航”功能以路径效率与抵达目标为核心，是为“赶路”而生。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通过脚下的路径，在数字地图上勾勒出几何图案、动植物形态乃至文字符号，将移动行为变成了创意绘画的展演实践，改写了数字地图以导航与再现为主的表征实践。例如，在旧金山，Lenny Maughan利用街道网络创作了艺术家“弗里达头像”等复杂的图像（Cantor，2019）；在深圳，运动爱好者在数字地图跑者的轨迹“绽放”为“玫瑰花”“牡丹花”等图案（余紫琦，2024）……合肥翡翠湖畔，跑者们在数字地图上用双脚“画心”的创意行动，正是此类现象的典型切片。这一行为将传统的运动健身与数字制图实践巧妙融合，引发了广泛的“比心”热潮。通过这一实践，我们得以理解地图如何从一个静态的、以观看为中心的表征工具，生成由具身的体验、情感，以及空间意义杂合的“经验之流”。
传统纸质地图是一种外在于行动的媒介，对地理现实“编码”，让用户“解码”，无法在地图上“创造”地理意义或痕迹。数字地图具备记录、计算、反馈与生成等多重功能，用户的行动在地图上留下可视化轨迹，使地图的媒介角色发生转变。数字地图作为身体的“伙伴”与流动的中介，通过实时交互与身体行动共生，从而实现“再现”与“创造”的共存，表征与“非表征”的交融。当用户在翡翠湖畔借助数字地图用双脚“画”出一个个“爱心”时（图1），他们不仅在进行一场运动，更在开展一场身体与数字媒介“共舞”的表演。
“跑心”等创意地图的制作本身是一场人与数字地图之间高度配合，紧密协调，并且多感官调度的具身行动。与传统地图中“地图描绘地理—人读取地图—地形被认知”的线性逻辑不同，绘图者通常会事先在数字地图上规划出一条闭环路径。这种规划并非简单的选点连线，而是对地理道路结构进行创作改写，通过“想象性的路线设计”将大街小巷转化为图形线条。接着，绘图者跟随数字地图“边移动、边描摹”图形。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地图不再是静默的参照物，而成为一位多感官调度的伴行者。在视觉上以屏幕界面实时更新路径导向，听觉上以系统语音播报注意事项，触觉上在即将转弯的路口用震动提醒……用户身体的每一次转向、驻足、重启，都与地图形成一个交互回路，地图因此成为一种“超表征媒介”，一方面记录身体移动方向信息，另一方面调度身体行动，与身体共同寻路和探索。
“跑心”这种即时性的创意绘图行动中，充满了流动性、鲜活性和不确定性的经验。在身体的移动、GPS的漂移与物理环境的复杂性相互作用下，每跑一次，都是在完成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这一个”作品。用户“春天CHT”（来源于小红书平台，下同）的体验是：
想要跑出创意轨迹图案，有时候就得忽略速度，因为如果按正常的配速跑步，GPS定位跟不上来，有可能就会飘，图案就会乱，所以创意轨迹跑的配速通常都很慢。试跑时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有些难跑的图案并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由于使用的是GPS定位，天气、建筑遮挡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定位偏差。因此，跑的时候得“牺牲”速度，在拐弯点尤其要小心翼翼。有时想完成一次完美的轨迹，要跑上几次，但看到设计的图案以动态轨迹的形式完美呈现，内心觉得这份坚持很值！创意不止，脚步不停！（春天CHT，2024年6月17日）
比单纯“画心”更难的是要同时跑出“520”和“1314”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数字。用户“嘻嘻”为达到每千米5分20秒的配速和13.14千米，向女朋友示爱，计划预留最后一百米的距离在一分钟内跑完。但当数字地图提示平均配速5分16秒时，他意识到之前的速度过快，剩下的距离不足以达成5分20秒的配速，于是跑到13.12千米时他开始放慢速度，甚至一步步地慢慢挪动，试图“凑出”想要的数据。最终尽管爱心图形跑出来了，但遗憾的是，里程数据是13.15千米，配速也变成5分19秒。“最后一百米我都是掐着表跑的。”（嘻嘻，2024年5月16日）在这里，跑步的身体经验被彻底重构了。它打破了传统跑步运动中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单一逻辑，其目的不再只是“强身健体”，而是“创造数据”。地图调度身体，身体也在调度地图，特定情境下身体、意图、算法之间复杂协商的过程构成直接而流动的经验。
“跑心”或“画心”是一种高度临时性的“即兴表演”状态，充满了意外、失误、偶然和惊喜。有跑者在第一次尝试时，由于对路线不熟悉，可能会将爱心的凹口跑成凸口，反而形成“爱心吊坠”的全新形状。有跑者曾在“画”心过程中错过关键转弯点，形成一个“缺口的心形”。但这并未被视为失败，反而在社群中引发了一轮“心碎地图”的二次演绎热潮。还有跑者跑出“一箭穿心”“爱心气球”“偏心”等个性化的、全新生成的图案，引发网友“也好可爱”“也是不一样的体验”的赞美。这些“跑错”和“误打误撞”的瞬间，带来即时性的、活生生的经验，不同于工具使用视角下的“失误”，在人与数字地图相互伴随的创意实践中，它们是涌现出的“意外形态”，也是经验之流中非表征的“意外惊喜”。
用户的跑步轨迹被数字地图平台记录之后，转化为可视化、可分享的图案。当这些数字轨迹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个体经验流开始向更大群体的经验流汇聚。随着地图绘制爱心图案渐渐成为一种运动表白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情侣群体前往约会打卡，“跑个步都是爱你的形状”（生命这本书，2024年10月1日）。网友在名为“和情侣一起做的一百件小事1/100：一起散步”的笔记中提供了“走爱心”攻略，并附上“恋爱笔记”和“情侣约会”的标签，详细指导他人如何在地图上规划路线（小胡昂，2024年5月20日）。这种经验的分享与传播，使得“画心”行动从一种自发的个体行为，转变为一种可复制和再生产的社会实践。在小红书等平台上，用户们围绕彼此的“展演”经验进行交流，将散落的个体实践聚合成了一个可见的社群，去“翡翠湖画爱心”逐渐成为一种能够为人们带来“超绝的仪式感+成就感”（躺着真好，2025年5月20日）的“打卡”实践。当地管理部门根据这一城市表演实践将“爱心”路线凝固下来，建起爱心雕塑和“翡你莫属，浪漫翡翠湖”的标语（图2），将翡翠湖公园周边的公路打造成“全国最大心形公路”“最浪漫地标”“城市打卡地”。绘图实践既丰富了表征又超越了表征，这是离开了数字媒介的单纯跑步运动所无法生成的新世界。
非表征理论强调实践的身体性基础，指出日常行动并非依赖纯粹的认知决策，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耦合、感知调度与动作反馈实现的（Thrift & Dewsbury，2000）。当用户在数字地图上绘出图案时，其行动并非仅仅为了抵达目的地“赶路”，而是借助数字地图平台，将身体移动转化为一种创意性、情感性和表演性的实践过程去“感受路”，并通过行动使空间获得新的形式与意义。数字地图中的轨迹绘制本质上是身体、技术与空间持续互动的过程性事件，充满偶然性、即兴发挥和感官协调。通过这一实践，我们得以观察地图如何从一个静态的表征工具，转化为一个调度身体、反馈行动、参与生成空间经验的“活态”媒介。
四
“在时光的河流里刻舟求剑”：穿越时空的重逢
如果说创意地图的展演实践所激发的更多是当下、临在的身体体验与直接经验，那么街景地图带给用户的则是更加猝不及防、直击心灵的生命体验。
一次意外的点击，可能让用户在街景中重新遇见多年前的家，甚至偶然看到已故亲人的身影。当用户在数字街景地图中回溯时光、穿梭于不同的空间地点时，他们所经历的远不止于地理信息的查询。
街景地图是数字地图服务中的一种功能，它将全景摄像头在道路移动拍摄的照片拼接、整合成连续的影像，从而为用户提供第一人称视角的、360度的实地街景图像。当前谷歌的“Street View Map”和百度地图的“时光机”皆为此类街景地图。纸质地图或静态电子地图是稳定、可靠、结构清晰的，但街景地图表明，数字地图在实际使用中并不是一个简单再现的“观看窗口”。街景地图是一个时空的“切片”，也是触发用户情绪的奇妙装置。时间上，当用户在街景“时光机”中切换年份，会发现并不是每个年份都有数据，有些地方影像更新频率高，有些地方突然跳到几年后；空间上，只有城市道路才有街景，而那些偏僻的乡村或小路往往不会被收录其中；内容上，分辨率、拍摄角度、遮挡物、马赛克处理等会导致影像丢失或模糊部分信息。时间跳跃、空间断裂、信息缺失以及随机拍摄造成的不连贯性，使用户在操作与使用中涌现出其不意和难以预料的情感体验。它能够瞬间打开记忆的闸门，引发强烈的情感波动。借助街景地图“回访故地”，揭示了数字媒介如何在用户无意识的感官层面触发过去与现在交汇的“生命之流”。
街景地图最直接的作用是将“过去”的景象和空间具象化，通过时间轴的翻动让用户得以穿越时空，回看昔日光景。有人看到以前住过的家：“太神奇了！我都要看哭了。”（哈利lulululu吖，2025年4月15日）有人想起十年前熟悉的景象：
2014年的七杯茶，第一次喝到一种叫“奇异果汁”的饮品，以及用印章在小卡片上积分；到一定数量可以兑换一杯奶茶；红色滑溜溜的地砖，下雨天还要小心点走路，防止踩到“地雷砖”溅自己一脚水；校门口的两棵树，14年的时候，估计刚种下去没多久，现在已经是郁郁葱葱的树咯。（做條咸魚很爽，2024年9月5日）
兴奋激动之后却是失落和惆怅：“地砖从地雷砖变成了吸水砖，地雷砖的故事销声匿迹。校服从黑白内网变成了棉质绿灰色。唯一不变的到底是什么呢。”（做條咸魚很爽，2024年9月5日）不少用户借街景地图打捞过往回忆，回看旧日生活细节：在校门口等待公交车、与母亲在小超市嗑瓜子聊天、春日的光线、丁香的香气、湍急清澈的水流……这些淹没于时光中的细碎往事在街景中重新闪现，“回看过去”有了最具象的体现。而记录和表象之外，涌动的是更加复杂的情感，“当时只道是寻常”“周围景物物换星移”“时光却已悄悄溜走10年”……那些曾被忽略的日常，原来是生命中多么珍贵的组成部分。
街景地图不仅记录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也让个体与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己相遇：
刷到很多在时光机看以前的街景。随便打开了老家的地点，点开后就看到了穿白色短袖的姑娘，还挺瘦的。震惊之余发现竟然是我哦！要知道，老家县城只有那一天的街景，而刚好那天我出门了被拍到了。20年8月份时候，应该是最开心的时候。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已经拿到，在家就等着开学要换一个城市换取一种身份去生活，未来好像特别的美好。（婧菇凉，2024年4月20日）
四年后，当她再次看到这个画面，回想四年中发生的事，“有过怀疑有过后悔有过不甘有过抑郁，但那天的阳光与快乐成为鼓励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婧菇凉，2024年4月20日）。还有用户在地图的街景里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一瞬间像坐了时光机回到那时那地”（雨夜扫街人，2025年4月15日）。
更为动人的是，街景地图让生者与逝者在数字图像中“重逢”。一位用户用“宿命感拉满”来形容与亲人在地图上重逢的体验：“十年前烈日炎炎的一天，光着膀子的小男孩推着自行车听见身后车响，回头与十年后的姐姐对视了。”（哎呀别吃啦，2024年1月23日）这条帖文下面点赞破万，评论上千，“原来这么多人用这种方式在怀念”（小甜甜Cony，2024年1月30日）。“我看到奶奶了，一条街就我奶奶一个人，我觉得冥冥之中奶奶知道我在找她。”（Rina就是要玩，2024年5月26日）在街景地图上“偶遇”带来的感动不同于翻看家庭相册时的怀旧，它是不确定性的，仿佛命运的安排和指引，“不管时间的长河过去了多久，该相见的人注定在某一时刻相遇”（太阳不照我，2024年4月13日）。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出现在街景地图中的人像要么是模糊不清的，要么是不露正脸的侧身或背影，或者脸部被打上马赛克（图3），但用户却总会一眼识别：
我慢慢翻看街区的变化……忽然就看到了一个拄着双拐的老头，我几乎已经确定，就是那个身影。再往前移一步，看到脸上打着马赛克的他，就正正站在眼前，望着我。泪水流下，差那么一点。这一点马赛克，提醒着我，我们隔着时空，仍能相逢。（青玉馋师，2025年6月9日）
这些令人泪目的表达凸显了街景地图在情感联结上的巨大价值：它不仅仅再现地理空间，更生成了一个动态的、充满情感和回忆的情动空间。
街景地图构建了一个奇妙的时空，为逝去的亲人、消失的家留存了一瞬间的物证，愧疚、惊喜、怀念，复杂的情感牵出昔日人世喧嚣（搜狐新闻，2024年10月15日）。在这里，过去与现在、生者与逝者、自我与他者，展开了“跨越时空”的邂逅与对话，这种邂逅是开放的、未尽的，并不断生成新的生命感受和叙事。“这些无意捕捉到的瞬间，尽管来自一个冷冰冰的技术工具，却展现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温情。充满偶然性和神秘的巧合，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深处的窗口。”（碳水晕CarbComa，2024年5月2日）
透过充满年代感的斑驳像素，那些随机拍摄的街道、建筑、店铺和人物图像历历在目，使街景地图成为典型的空间表征。但是，这些看似静止的、承载着人们过去生活痕迹的影像，直接触发用户的身体感受、情感流动、记忆流淌以及与地方认知的动态连结，催生出怀旧、思念、惆怅等非地图所能表征的情感氛围（Anderson，2009），让过去和当下的生命体验在其中交融。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总有一些瞬间被无意间凝固下来，表征性的图像与非表征性的情感彼此缠绕，不断激发新的生命意义，“生命之流”涌动不息，形成一串串时间、空间与情感交织的难忘瞬间。
五
“一期一会，过期不候”：事件驱动的临时交往
湍流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流”“生命流”，也是复杂事物聚散而成的“杂流”“涡旋”，在数字地图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交通堵塞状态下各方互动的“行动流”。
在当代城市的日常出行中，交通堵塞早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情境。当突发事故、道路施工或临时封闭打断既有的通行秩序时，这种物理空间中的阻滞会被同步映射到数字地图之上，并以醒目的事故图标加以呈现（图4），提示拥堵的状况。然而事故图标并非简单的表征符号，它还生成一个新的“空间界面”。当用户点击图标则瞬间进入一个名为“交通实况”（图5）的交往空间，在这里，堵车的“同路人”可以发布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文本内容互相交流，物理空间的停滞与数字空间的流动同时显现。有人实时更新事故原因或处理进度，有人分享绕行路线，有人则以调侃化解无奈。原本孤立陌生的个体，因偶发的堵车事故在数字地图上相遇、交往与行动。
地图“交通实况”的生成具有高度的偶然性、事件性与位置性。用户通常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发现数字地图中的这一功能。“本想看看路线，发现有障碍物拦住的图标，点进去是网友的聊天，很实时。”（饭饭，2024年8月10日）这种“不期而遇”反映出“交通实况”与其他社交媒体的群聊（如微信群）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这一交往空间的生成具有偶然性和事件性，无法预先表征。当因为例外状况（交通事故、临时封路等）造成道路拥堵时，数字地图便向正在使用地图的用户弹送诸如“求最新现场照”“影响哪个车道”等提示，邀请用户进入并参与群聊。其次，“交通实况”是基于交通事件的地理位置而生成的。“它就是堵哪聊哪，不堵的时候我打开找半天都找不到群聊。”（Gray girl13，2024年1月26日）只有实体空间出现拥堵，地图空间上的“群聊”才会出现。“我上次走路路过那里堵车，也进去聊了，但是出了拥堵路段就自动退群了，正聊得热火朝天呢。”（改个大怨种的名字，2024年2月9日）“交通实况”只对道路拥堵范围内的相关用户可见，一旦道路恢复正常可通行的状态，或事故解除，旋即消失不见。与传统社交平台中具有稳定成员结构与话题组织的“聊天群”不同，地图“交通实况”界面既不可预测，亦无法复现，倏忽而来，骤然而去。正因如此，有用户称其充满“一期一会，过期不候”的禅意。
因此，“交通实况”并非传统意义上对空间的静态表征，而是事件、位置、信息、交汇的“湍流”，介入人和人、人和路、人和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2024年至2025年的“十一”“春节”和“五一”假期，笔者在高速公路上亲历了三次堵车事件，切身感受了“交通实况”聊天群在官方组织之外如何调解信息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裂隙，调节陌生人之间的距离与信任，调节个体在突发状况下的情绪与行动。
一是信息调解。“有一次走高速前边发生了爆炸，堵了6个小时，就靠高德这个实况聊天了解前方情况。”（三分糖少冰，2024年12月13日）为什么堵、堵多久、要不要绕行是多数人在遭遇交通事件时最关心的问题，然而这些最重要的讯息恰恰是传统地图无法预知和表征的。交通实况”通过对现场用户的“征召”，鼓励用户以文字、语音、图片、点赞等方式将自己的观察、判断或疑问即时汇聚到“交通实况”这个临时场域。这种“众包式”的信息生产（Goodchild，2007）使得地图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感能力”，堵车位置、事故成因、通行建议、现场图片等正在发生的信息都能从中快速获悉。尽管堵车事件具有不确定性，但这种用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却在努力提供确定性，“有人告诉你堵了多少公里，比白白在后面堵着啥都不知道好多了”（小天才跑步机，2025年2月8日）。
二是情绪调节。“每次遇到堵车都会打开聊会儿天，有些司机真的很好笑！ ……感觉堵车也没那么烦了。”（请叫我大坏人，2024年12月10日）“交通实况”除了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之外，还能够让用户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打开一个“可沟通”的交往空间，缓解堵车时的负面情绪。“堵车大家都无聊，所以干脆娱乐一下，在里面聊得很嗨。”（又闲又多鱼，2024年12月13日）一声玩笑、一句安慰、一则调侃，在减轻个人焦虑的同时，重建了“交通困境”中的情感联结。这种情绪性的互动虽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提供了重要的情绪价值——它使个体不再孤立地面对风险，而是在与他人共处中获得心理安慰，从而疏解焦虑与压力。
三是行动调节。在某些情况下，交通实况并不止于话语层面的作用，还可能激活实际的互助行动。“大家开始分享起零食……在交换物资的队伍中不亦乐乎”（半月胡，2025年2月9日）；有用户在群聊中发布急需物品的请求，其他人回应并立即提供，“很多人尿急，我分享了便携式尿壶，很多司机点赞想要问我车牌号”（Gray girl13，2024年12月11日）；有用户通过交通实况协商出更优绕行路径，自发调整行进方向，“前几天在乡道堵车时，前面3公里的车友叫我调头绕路上高速，我照做了，结果我到家了，他还在堵着”（熊猫，2025年2月11日）。这种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实时响应的行动网络，使数字地图具备了组织社会行动的能力，从而实现微观层面自发的交通治理。
传统地图无法把人和人连接起来，更无法让不同的使用者之间建立关系。因道路拥堵在数字地图上涌现的“交通实况”不仅把人与路连接起来，还把同路者连接起来，人们不仅在道路上通行，也在数字地图上相遇。更重要的是，这种相遇激发了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空间和关系流动：询问堵车原因或事故详情以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以“插科打诨”式地聊天互相逗趣、解闷；发布求助信息、交换物资以解燃眉之急……与传统地图追求客观理性不同，“交通实况”重构了数字地图的社交性，关系、情感和交往在其中鲜活涌现。
“交通实况”是内嵌在数字地图上的潜能，随着道路拥堵而出现，又随着道路通畅而消散，是不可预测且无法被还原的、偶然的、随机生成的“涌现”。从表征的层面看，数字地图将原本流动车辆的停滞化状态表征为地图上的一段红线，但从超表征的视角来看，“交通实况”打开了新的生机、生成了丰富的行动空间。它既是对物理空间中交通拥堵的直接表征，更是信息分享、情感流动、互帮互助等“联合行动”汇聚的“关系流”“行动流”。这促使数字地图从被动表征的“镜子”转变为主动的“调解媒介”，在表征与非表征的融合中，激活了新的社会性交互与行动潜能。
六
结语：迈向“过程媒介”
斯瑞夫特在提出“湍流”概念时，更多是表达“在流动中”的意涵，却未深入展现湍流的流动状态是如何的，以及湍流会造成什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流动”变成“加速流动”，“生成”带来“智能涌现”，“连接”趋向“杂合共生”。在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的今天，所谓“湍流”，并非有序丝滑的“层流”“平流”，而是一种超越液态与气态，包含着“平流”“杂流”“漩涡”的复杂性流动状态，在特定情境和特定行动目的中展现出不同形态，是一种流动状态的“焦点时刻”。通过“湍流”，新的表征方式，新的交往和互动方式开始生成，这些具有多重指向性的行动和实践又反过来改变了地图本来的样子，进而改变了世界的样子。湍流过后，河流变化；乱云飞渡，天空变幻。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拓展了对斯瑞夫特“湍流”概念的理解。通过展开地图使用实践中动态涌现、骤然来去而又充满生机的扇面，我们看见，人和技术在彼此纠缠、互相编织的共同作用下生成了创意图案的绘制，在跨越时空的相逢中感受生命的流逝，在突发事件中偶然相遇并临时交往。“湍流”概念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数智时代的媒介，动摇了传统媒介本体论的观念，推动了媒介本体论向媒介生成论和媒介过程论的范式转向。
赫尔布雷希特指出，表征理论从抽象的角度看待世界，提供了“右眼”的视角，非表征理论从具体、经验和居住的角度看待世界，提供了“左眼”的视角，而“超表征”理论融合了表征与非表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双目明视”（Helbrecht，2004）的立体视角。
在立体的观看视角下，地图不仅在行动中被使用，更在使用中被重构。导航算法的实时运算，地图界面的即时反馈，用户的触摸、移动、调整，都表明地图作为媒介，不是一个既定完成的“对象”，而是一种在行动与互动中持续生成、调动、嵌入社会的动态“过程”。数字地图的“活态”不仅指向技术形式的更新，更意味着地图在功能与机制上的根本变革。它从一个再现既有空间结构的媒介，转化为一个展演、转译与调解空间意义的“行动体”或“生命体”。地图这样一种几乎“为表征而生”的媒介，正在超越表征本身，成为事件驱动、实践生成的过程媒介。
数字地图的超表征转向不仅是地图自身的跃迁，更是一种媒介观念的跃迁，它将我们关注的元问题从“媒介如何反映世界”引向“媒介如何生成世界”。这种转变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提供了启示，也为传播学提供了超越“媒介作为通道”“媒介作为文本”之外的理解方案，即“媒介作为过程（process）”。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流动，也是一种行动的组织，一种感知的调度，一种经验的生成；媒介不再仅仅是承载意义的通道，也是组织意义、调配关系、生成社会行动的能动者；媒介的意义并非预设，而是在具体的行动实践中不断生成，充满勃勃生机。
从当前智能媒介的发展态势看，未来的传播研究或许更应关注这一类“在实践中成为媒介”的媒介现象，关注这些在使用中不断突破自身边界、不断“涌现”出新的功能与意义的“活的”媒介形式，从而回应媒介与身体、行动、情绪、算法之间日益紧密交织的复杂关系。数字地图只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2期。
本期执编/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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