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的一天清晨，上海郊外的“七一公社”薄雾未散。田埂上的老王挽起裤腿踩在湿土里，冷风钻进棉衣，他默默记下每一块试验田的施肥量。社员们只知道他是新来的副书记，却没人猜到，这个脸被风吹得黝黑、说话总带着轻微陕北口音的中年汉子，十二年前曾站在汽笛轰鸣的北平城门口，为毛主席开道。
看守稻苗的间隙，有人问他：“老王，你以前当过兵？”他摇头，只说：“做过点保卫工作。”说完继续低头记录。夜深人静时，他常摊开一张发黄的笔记本，上面夹着一张老照片——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到北平的车队，第一辆吉普车窗探出的半张侧影，正是年轻的自己。那天他二十七岁，警惕地端着冲锋枪，为首长们探路。
时间拨回到1926年。安徽凤台小镇，稻浪翻涌。十八岁的王范接受王盈朝介绍，在一盏昏黄煤油灯下宣誓入党。两年后，他随红十四军转战大别山。队伍被扑灭的夜晚，他埋枪入河，只身向东，一路逃入上海。举目无亲，装作流浪汉，在黄浦江码头扛麻袋谋生。
生活艰辛，他却没忘组织。多方打听无果，索性混进公共租界当巡捕。蓝制服遮掩了红色信仰，他把警局档案室当作情报宝库，抄录、暗送。夜色里，他把情报卷成细条塞进烟草筒，递给接头人。上海滩的灯红酒绿，掩不住暗战的腥风。
1932年秋，四马路巡逻时，一个叛徒认出他。是夜，王范被押进三德里刑讯室。探长破口大骂，鞭子啪地落下。辣椒水灌入口鼻，他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刑讯持续三日，他始终咬牙否认。最终以“嫌疑犯”罪名判十年徒刑，押往南京陆军监狱。
囚车入门那刻，他对自己说：活着出去，还得干活。狱中他挑水送饭，暗中为难友传递纸条。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多方交涉，政治犯得以释放。重见天日的王范第一件事是找到地下交通站，补办组织手续。
同年冬，他抵达延安，住进窑洞，一边在党校学习，一边熟读《保卫工作暂行条例》。半年后调往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的桌子是用旧门板钉的，他却高兴地拍了拍：“能用就行。”
延河边的夜色下，他与周兴蹲在油灯旁推演敌特潜伏路线。一次，日军间谍以摄影记者身份混入边区，当众企图靠近讲话席。王范只一个箭步，拽住相机，沉声喝道：“请留步！”潜伏者当场露馅。几天后，保安处全体大会，周兴指着他笑：“这小子，耳朵比警犬都灵。”毛主席在旁边听了，哈哈一笑：“红色包打听，作用大得很嘛！”
1944年夏，边区评功。在命令上签字，将“模范工作者”奖章递到王范手中。那枚铜章，他后来一直藏在贴身口袋，连下放劳动也没舍得取下。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城里暗流汹涌，特务四处布雷。王范奉命提前潜入，带人拆除工事，清点炸点。3月23日清晨，他站在西长安街入口，望见满载中央领导的吉普车驶来，心里只剩一句话：不能出半点差池。车队顺利抵达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下车拍了拍他的肩膀：“又是你呀，王范！”
建国后，王范被派回上海，出任市检察院检察长。旧上海的黑帮、特务、贪腐余孽在扫荡中纷纷落网，他坚持办案不看后台。有位自恃背景深厚的奸商被起诉后放出话来：“看谁最后倒霉！”王范只是摆摆手：“法律面前，谁都别想抬杠。”
然而1958年的政治风向急转，上海在一次大规模运动中急需“典型”，王范的早年巡捕经历被人重新翻了出来。帽子一顶接一顶，从“历史问题”到“反党立功学者”，最重的一条甚至说他“破坏经济建设”。批判大会上一张张大字报贴满墙，他只低头记录意见，不辩解。处分下达：职级从地专级干部降至科员，发配松江郊区“七一公社”，连降十级。
北京得信后，周恩来总理先行询问。毛主席看完材料，重重放下：“王范是老同志，我要亲自过问！”中央工作组南下调查，两个月后结论：处理失当，立即纠正。王范被调往江苏省体委筹建工作。
1962年秋，他抵南京。没有专车，背着挎包穿梭于高校操场，研究队列、器械、赛制。短短数年，江苏业余体校、少年队相继成立，田径、射击在全运会上拿下多枚奖牌。有人感慨：“老王换了岗位，劲头一点没减。”
1976年，王范病逝前，子女为他整理遗物，发现那枚“模范工作者”奖章和一页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五个字：对党要忠诚。他们没听到父亲留下豪言壮语，只有这样一句简短叮嘱：“守规矩，别忘本。”
王范这一生，换过无数名字，也换过无数岗位。无论是在枪声里的北平城门，还是寂寥的江南田间，他骨子里的警觉与坚守未改分毫。历史长卷被时光慢慢掀过去的那一页里，这位“红色包打听”的身影，仍旧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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